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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他很多散文,废名的小说以

时间:2020-05-06 19:58

“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在世文坛就有这一说,去世后仍不时有人有文章这么说。国人好说“最后”和“第一”,譬如林徽因,奉她为“民国第一才女”。第一者如何排定出来的?排得出来吗?实在不敢轻信。可也无须较真,姑妄说,姑妄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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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废名 废名著有《桥》、《莫须有先生传》、《竹林的故事》等作品,他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将古诗词、散文融为一体,作品平淡中透露着生辣奇僻。 废名小说的特点 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人称“废名风”,对沈从文、汪曾祺以及后来的贾平凹等文学大师产生过影响。废名名气虽大,但因为晦涩难懂,读者却少。 在《废名小说选·序》中,废名对于自己的风格有如此评论:“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这有没有可取的地方呢?我认为有。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当时付的劳动实在是顽强。读者看我的《浣衣母》,那是最早期写的,一支笔简直就拿不动,吃力的痕迹可以看得出来了。到了《桃园》,就写得熟些了。到了《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虽然它是五四以后的小说。 ” 废名与沈从文 1930年前,沈从文与废名虽有一些文字方面的交集,但无实质性的交往。他在收入《沫沫集》的《论冯文炳》中,比较了自己和废名的异同:“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近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然从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除去文体在另一时如人所说及‘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外,结果是仍然在作品上显出分歧的。” 其实,《论冯文炳》可看作沈从文对废名的“了断”。针对《莫须有先生传》,他说:“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是一种糟踏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应该说,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前行、上升了,已经不再欣赏当时的废名了。

    汪曾祺大约可以名列我最喜欢的现当代作家之首。从第一次读到零星篇目就被吸引到后来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的,只有汪曾祺。伟大作家如鲁迅,初次读到则是语文课本里选的篇目,老师讲的政治化,所以一直无感,属于知道鲁迅是个伟大作家,为什么伟大,不知道,读了作品也没感觉,现在想来也许是被鲁迅的名气唬住了,直到近两年,重新翻阅鲁迅,才发现鲁迅的好。这是有了年岁与阅历之后,才能有的欣赏体验,才能读懂鲁迅文章背后的东西,才能欣赏他犀利的文风,感受其中的畅快淋漓。

孙郁的文章我一向喜欢,有闲话风,态度温婉,用字周到贴切。他声称热爱鲁迅,我倒觉得他的精神气质和文章路数更接近于周作人。他与周作人及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脉络上的现代作家似乎有一种亲缘关系,当然这不妨碍他内心始终把鲁迅当作一个精神高峰。《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聊录》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热”以后第一部关于汪曾祺的研究着作,然而它的形式很特别,是那种“闲聊录”的风格。各章题目也采用日常口语句子,如“诗人教授”“在昆明”“朱德熙”“人世间”“乡土气”“梨园内”“各自的路”等等。民国时代这种闲谈式的文学史和批评着作非常盛行,如废名的《新诗十二讲》、李健吾的《咀华一集二集》、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等。这种着述风格在当代绝迹,又在孙郁这里复活,读之每每有时光倒流的错觉,我想这就是孙郁文章的独特之处。 在京城学者中,孙郁恐怕是与老作家交往最多最深的人之一。“我认识汪曾祺先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那时候做记者,有一年春节,文艺部搞联欢,把汪先生与陈建功、刘恒等人请来。我与汪先生是邻居,那次上他家送请柬才开始与之交往。”作家研究,一是从客观材料里获得灵感,经过筛选分析整理成文;再是贴近观察,有忘年交的关系,作家的生命感由此发觉。孙着是后一种类型,不过也有利用文献的细密功力。汪曾祺属于出身世家,短于世故,天真洒脱,又生活在复杂多变社会环境的旧式文人类型。孙着借陆文夫等文章写汪氏请朋友吃饭一节非常生动有趣。汪氏喜美食,嗜酒,擅做鱼。某日约邓友梅吃饭,到时又电话通知说不行,因原料没买到。某日,又电话变卦,说是某菜缺辅料。终于有一天,约好时间没有变,邓友梅早早赶来,却发现汪曾祺去菜场买菜一直未归。于是找到菜场,才发现老先生在一家小酒馆独饮正欢。说是没买到合适的菜,还不如自己先吃,却把请人吃饭事忘了。汪老先生糊涂随意的文人习气由此可见一斑。藉此重返作家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就知道文如其人的道理了。孙郁抓住汪曾祺神韵的一个瞬间,一下子带出了整个人,也带出了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汪曾祺热”的深刻内因。我想他这么贴着一个作家的音容笑貌去写,后来的研究者一定不会再绕许多冤枉的圈子了。 孙郁的闲聊显然不是为了拉家常,不经意的文字里隐藏着作者对民国年代的了解,尤其是对民国文人为人为文的深爱。西南联大时的汪曾祺喜欢昆曲,到了痴迷的地步,他与友人切磋演唱的情形,都被作者写到《晚翠园曲会》这篇文章中了。作者以为汪氏之喜爱昆曲不是单纯打发业余时间,而是因为昆曲在古曲里是有意味的存在。“其中,诗词、绘画、音乐得以很好的结合。士大夫者流欣赏昆曲,乃旧文人心绪诗意的表达。那里有静穆的东西”。于纷扰中谈论静穆,大概是烦忧当下的功利世俗以致借以移情了罢。我们这代经历了太多惊涛骇浪的人,读到作者文字深处的微叹,都会心有所感的。民国年代战争频仍,政治也非消停,不过读书人倒能置身事外,在另一世界中重建自己的园地。这种超脱精神反比那个年代给人更多的警示。孙郁移笔至此,意犹未尽,他忽然跳过两个充满争议的年代,大发了一番感慨:“读此段文字,能感觉到明代文人的潇洒。审美之乐,亦即生命之乐。此间只有感官的愉悦,不涉道学。宋代以后,理学渐胜,但文人驻足词曲之间,恍身一动,遂有超凡人神之欢。”这样将本书的“闲聊”拉到一千多年的大视野当中,它就不是闲话之类了,历史感就展现在眼前。在这种框架中,汪曾祺的当代生活凸显出激烈、做作和扭曲的特质,偏离了传主精神的既有轨道,七上八下、跌宕起伏,老先生过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另一种人生。本书在这方面的描摹,可谓翔实之至,无需再做评介。两个年代这么一比较,互相衬托,本书的“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主题便昭然若揭了。孙氏着作打理历史,徐徐道来,又不愿明说。他是在故事之中套故事,在无意之中套有意,文字是超然的,态度是诚恳的,没有强迫读者认同的用心。那种淡然,那种无意,在我熟悉的朋友中,已经很少有人这样看事着文了。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创作中“现代文学传统”最着名的体现者,当代小说家王安忆、格非都曾谈到汪老小说对他们的启发和影响。他们之喜爱汪氏恐怕不只是那些小说技法,还包括他来自于深厚古代传统的文学精神。但文学史研究一直没有将二者的承传关系予以厘清,我想这正是本书的主要贡献。接着这种研究,人们也许能找到更多关于作家、文章和历史的富矿。图片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汪曾祺开始文学创作,除了剧本,什么都写,小说,散文,诗歌。年轻时他喜欢读翻译小说,尤其心仪阿索林,写得很洋很现代,每一种体裁无不洋得可以。当初未涉足剧本的汪曾祺料想不到,他人生旅程最后一站落在了剧团,最具知名度的作品是经他手打磨的《沙家浜》,民族得不能再民族了。

作家林斤澜

    汪曾祺不同,汪曾祺属于一眼万年,第一眼就让人喜欢,文字讲究,讲究地让人读了舒服,每个毛孔都熨帖。汪曾祺又是特别的,让你从一众平庸的语文课文里注意到她的存在,完全无法忽视。我读书的年代,正统语文课本里没有汪曾祺的位置,但是语文选本里有,偶尔练习册里也会有。记得那时候看到的《北京的胡同》、《陈小手》、《马铃薯》我都是读了又读,觉得真是好。尤其是《陈小手》,读完一遍意犹未尽,重读,再读,不由不击节称赏。文章居然可以写的这么短,又这么好,隽永精妙,再也忘不掉。

年前读一位博士文章,他解读汪曾祺小说《金冬心》,意欲翻案,推倒汪乃中国“士大夫”的流行说法。博士认为,金冬心这个“士大夫”“是被揶揄和讽刺的对象”,“是有批判的”。文章没有论及汪的其他作品,单以《金冬心》一票否决了创作整体倾向。这也不大叫人信服,“士大夫”偶尔也会反省一下自我,批判批判自己,反省士大夫弱点的人未必就不是士大夫。我倒也不大赞同往汪曾祺身上贴“士大夫”标签,但并非因为《金冬心》。我心目中的士大夫,和他们说汪曾祺的,不是一个样子。充溢汪氏身上和作品中的,该是书卷气,书生气,文人气,比较平民,还够不上士大夫。

一转眼,林斤澜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但那时,我并没有记住汪曾祺这个作家,我只注意到了这样美妙的文字。

是“士大夫”,或不是,于汪曾祺作品分量毫不增减。爱说汪曾祺是“士大夫”的人,要么自身有点儿“士大夫”习气,要么向往这习气。这样的习气往往和人性融而为一。“文革”年代,扼杀人性殆尽,人性式微久远。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复出,《受戒》名噪一时,缘由之一正是作品里这久违的人性气息苏醒了人心,引发了读者对传统精神的眷恋或憧憬。

四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北京作家终身成就奖,评浩然还是林斤澜》。文章里说到,那届终身成就奖的候选人有两个,浩然和林斤澜,二者只能选其一。史铁生、刘恒、曹文轩和我等十几个评委经过讨论和争论,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把奖评给了林斤澜。

    再一次遇见汪曾祺,是大二,在准备四级考试时,我不愿意做题,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他的散文,也是随手发现的,本想看一两篇就好,谁知一口气读完了,读完时,天色已经暗下来。天黑了,我午饭都没吃。

能否以“士大夫”一言以蔽汪曾祺(我们又常常一言蔽之),能否排定他属于最后一个,且不管它。我想说,由汪氏作品诚然容易联想到所谓的“士大夫”气,但汪曾祺小说写得多写得更好的,恰是并非“士大夫”的三教九流。打鱼的,吹号的,做媒的,把和尚当职业的,芸芸众生,一个个鲜活,传神,且又不着痕迹地寄寓了作者感慨。创作此类平民题材小说,汪曾祺不同于那些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小说家,不像他们与笔下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汪曾祺或褒或贬,俱是旁观者小知识分子目光。并且与纯粹的旁观不同,他写他们,同时显示了自己,笔调,性情,志趣,皆烙下小知识分子印痕。他熟悉、同情,以至赞赏他们所言所行,这难免浸染一点市民的观念意识。市民意识与“士大夫”观念看似两端,哪里就冰炭不容。到汪氏笔下,两者汇结成人性人情的崇尚。“士大夫”自觉地追求人性,市民本能地体现人性。汪曾祺的小说,蔑视礼法,忽略伦理,个别篇章还有出格之嫌,不在乎传统道德的底线。

北京有那么多成就卓著的老作家,能获奖不易。我知道林斤澜对这个奖是在意的,获奖之后我问他:林老,得了终身成就奖您是不是很高兴?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问得有些笨,让林老不好回答。果然,林老哈哈哈地笑了起来。正笑着,他又突然严肃起来,说那当然,那当然。他不说他自己,却说开了评委,说你看哪个评委不是厉害角色呀!

    从此,我爱上了汪曾祺,读了他很多散文,被他看似平淡又隽永的文字吸引,做了很多笔记。那时的我,只能欣赏汪老的语言,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还没开窍,要更晚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