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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冤案,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

时间:2020-05-05 02:49

原标题:日本学者追溯底本,著书澄清“林纾冤案”

力图推翻近百年来学界的不公正评价,《林纾冤案事件簿》一书近期已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著者樽本照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晚清小说研究者。十年前笔者曾借阅复印其《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编纂用功之深,将中国浩如烟海的清末民初小说逐目整理,即如在近代文学资料充盈丰沛的上海,也殊为不易,何况是在日本?译者李艳丽博士是东京大学黑住真教授高足,译笔清晰流畅,保留了樽本文字本有特色。

  前一阵,罗岗教授在他的朋友圈推荐了樽本照雄的《林纾冤案事件簿》。一方面是罗教授固然刷圈频率高,但信用在,另一方面也相信日本学者在资料考据方面的功夫,于是立刻去找了来看,还真是有了不少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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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是近现代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热闹人物,无论中文还是外文专业,均对其不懂外语却能以典雅“古文”译介西方小说的翻译奇观感到好奇。一人口述、一人笔译,此种协作模式在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翻译《圣经》时已非鲜见,但作为执笔的中文助手,其姓名往往湮没无闻;林纾的情况则恰好相反,经其执笔译述的小说被出版社挂上了“林译小说”招牌,而懂外语的协作者,名氏却被忽略。

  林纾在中国做翻译史的学者眼中,是文学翻译的开端,自然不能略过。但因为某种从来没有说清楚过的原因,他不像其他的开端人物那样,可以安然被所有后来者膜拜。例如我们这一代,除了少数专攻林纾翻译研究的学者,对于林纾的态度基本继承了钱锺书的判断,虽然承认“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但的确“漏译误译随处都是”,关键在于林纾不通任何一门外文。或者,这个判断也可以倒过来——钱锺书对林纾的“论”,也的确是倒过来说更为准确一些——即尽管从现在对于“翻译”的狭义判断而言,林译已经不再能够作为翻译的范式,但在翻译所起的“诱”的作用方面,林纾仍然不失其价值。

《林纾冤案事件簿》[日]樽本照雄著、李艳丽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7月版/52.00元

樽本所谓的“林纾冤案”,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文学革命派给林纾加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如嘲笑蔡元培的父亲是“引车卖浆者流”,想要借助武力镇压新文化等;二是在翻译史中将林译小说视作是价值不高的作品,其中重要的理由包括他将戏剧、诗歌译作小说,随意删减作品内容等。在樽本此书问世之前,我们似乎从未觉得林纾其人其文受到了不公正评价,而此次樽本不仅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林纾冤案”说,还全面呈现了该冤案的现象始末。

  更有趣的现象是,文学翻译走过了一百多年的道路,早已进了“直译”时代,译界之外的文学读者对于译者的强烈指责之一是“中文不够好”,这时林纾反倒成了翻译“忠”与“美”的矛盾中,后者更为重要的人证。

林译小说冤案的缘起,来自五四文学革命派的制造,并成为延续百年的“神话”。底本的回归使日本学者樽本破除了林纾研究界关于林译小说“不忠”的神话,也提供了一条启示,要想评判林纾译文的“忠”与“不忠”,首要的是找到底本。

作者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追根溯源地回到史料之中,尝试拨开那些被层层谣言包裹起来的真相。经过他的努力,我们看到:胡适、刘半农、鲁迅、郑振铎、郭延礼等大家都在林纾“冤案”的铸成中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本书澄清了几个事实:林纾并未上书要求辞退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胡适;林纾给蔡元培的信中所述“引车卖浆者流”并非指蔡元培父亲,是鲁迅轻信了谣言;刘半农指责林纾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了小说,此诘难还得到了胡适的襄助,而林纾翻译的底本其实本已是小说化书籍《莎士比亚历史故事集》;郑振铎批评林纾把易卜生的戏剧改写成小说,而林纾的底本也是英文小说版;郭延礼批评林纾把斯宾塞的长诗《仙后》译成小说,而其底本也是小说化书籍《斯宾塞的故事》。寻找译作底本并非易事,作者本人亦直承此项工作的艰难。然而,正是樽本其人孜孜不倦的考证,林纾“冤案”方得以拨云见雾,呈于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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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林纾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作为晚清遗老,他被列为新文学的反对者,成为新文学的“论敌”;作为译坛怪杰,他与严复“译才并世数严林”,为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打开了一扇西洋文学之窗。

林纾缘何蒙冤?本书对此并未具言,只敷以寥寥数笔,指出与文学革命派希望把林纾认定为守旧派、旧文人之代表有关。且林氏在被认定为旧派代表后,无人为其辩护,也没有出现第二个被文学革命派指名的旧文人代表。如此一来,当时流传的许多谣言都轻易而不负责任地冠于林氏之首。引申而言之,林氏之冤案并非关其个人,而其实是关乎整个旧文学、旧文化之“冤案”了。

《林纾冤案事件薄》【日】樽本照雄商务印书馆

钱锺书先生曾在《七缀集》中称赞其译作超越原作,坦言林译小说为自己打开了文学新大陆。但也有不少人沉浸在“谩骂林纾的快乐”中,“谓之不懂外语,谓之选择作品不当,谓之将戏剧改成了小说,谓之省略、误译太多”。

在民俗研究中,有一种“箭垛式”人物,因其具有某种类型化的特征,从而许多类似的故事都像射向草垛的箭那样,依附于此人的生平传说。善于断案的包公、善于戏谑的徐文长,都是此类人物。林氏既被文学革命派认定为旧派代表,自然也无法避免负面评价愈垒愈高的命运。这对林氏自然是不公平的。如前所述,关于林纾“蒙冤”的成因并非本书重点,以笔者看来,生成这一“冤案”的机制同样值得深究。

  所以,若从翻译史的角度来说,林纾的身上并不背负“冤案”。最多也只是在指责他“化”得太多,竟至成了“讹”的同时,忘记了对于底本的考察,原文译文对照之下的指责有失客观而已。而况钱锺书先生从《说文解字》讲到南唐对于“小学”的释义,强调“‘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联、彼此呼应的意义……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在评论林译时,并没有过于苛责林纾。

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痛心于这些莫须有的指责,满怀激愤地在《林纾冤案事件簿》一书中悉数列出“林译莎士比亚冤案”“林译易卜生冤案”“林译斯宾塞冤案”“林译塞万提斯冤案”等,为林纾申冤。

“五四”前后,钱玄同喊出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谬种”已被坐实林纾,那么“妖孽”呢?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被冤枉的是林纾,而非其他人?

但是《林纾冤案事件簿》着重讲述的却是另一起并不为人所知的“冤案”。对于这桩“冤案”,大多数做翻译的人大约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却并不以为其中真的包含一个多么大的事件,大约是这个事件更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缘故。据《事件簿》追溯,林纾代表的是“古”的一方,站在其对面的“今”方的代表,一线的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稍微温和一点、但也同样卷入的还有胡适、周作人、鲁迅,甚至是郑振铎,以一封虚构的读者来信,在《新青年》上与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展开了论争,旨在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在当时未能引起太多重视的文学主张。因为林纾的名声,也因为他对古文的温和的维护,他被选成了目标。

在这本书中,他剖析五四文学革命派制造林纾冤案的历史原因,追溯林译小说底本,力图打破百年来由五四新文学派所制造的、后世学人所沿袭的“林译小说的神话”。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这本书注定是投向林纾研究界的一颗“炸弹”,对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重新认识、评价林纾与林译小说,重新定义五四文学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文学革命派而言,他们急需寻找到一个旧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个人物最好能具备以下特征:有名望,有代表性,且愿意出头。当时,姚永概、林纾已经离开北大,以刘师培、黄侃为代表的选学派是北大声势最大的文学流派。他们都心仪《文选》之学,倾向藻丽文辞。钱玄同口中的“选学妖孽”也主要是针对此二人。但这两位的情况比较特殊。1919年的刘师培已身染沉疴,闭门不出,之前数年在政治风波中遭受的打击令其倍加谨慎,面对舆论惟恐避之不及;黄侃则热心于诘斥桐城派,对于新文化并无见诸纸端的异见。文学革命派中的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与黄侃一样,都曾师事于章太炎,在诸多问题有共同的见解。陈独秀与刘师培也是多年好友。因此,在批评桐城派的时候,文学革命派其实借用了许多来自于选学派的文论资源。他们指责桐城派“古文”近于八股文,而非真正的古文;批评桐城“义法”,嘲笑桐城文人学识浅薄;对于桐城派所尊崇的唐宋八大家,也多有诘难。尽管如此,文学革命派也未完全放过选学派。钱玄同在《新青年》中所谓“仪征某氏”的文风,以及“某先生”带有遗老味道的填词,就是分别针对刘师培和黄侃。在与刘半农合作的“双簧信”中也多次以选学派的口吻说话,但刘、黄二人均未公开回应,这场潜在的论争也就无法继续发酵了。

  这个事件,最终当然还是要关乎翻译的,因为刘半农们对林纾的指责,不能单纯地从新语言、新文学的“立”入手,而是要指出作为靶心人物的林纾在翻译上的不当,从而彻底摧毁其主张。所以,这个事件带出了另一桩真正的,作为翻译人的林纾的“冤案”,亦即惯常对林译的批评。批评之中最有力的证据是林纾竟然将莎士比亚、易卜生的戏剧译成小说,彻底改头换面。这一冤案涉及翻译史研究,的确,樽本照雄举出的学术研究著作,都沿用了刘半农、胡适,甚至是郑振铎早先的定论,认为林纾将莎士比亚的剧作译成小说,是对原文大大的不尊重。不过樽本照雄轻易推翻了这一说法,指出无论是《吟边燕语》与莎士比亚之间,还是《梅孽》与易卜生的《群鬼》之间,都隔着一个他人的改写本。简单地说,就是林译的底本不是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底本的问题不仅仅是林纾作为个体译者的问题,更是那个时代的译者共有的问题。一则时间紧迫,考究起版本来,实在等不起;另则世界文学之间的沟通,在那个时代,通过中介版本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