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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了《澳门新葡萄京娱乐赌城app复旦大学校歌》,复旦校歌创作于何时

时间:2020-05-08 11:59

文中附有校歌的单声部简谱,旋律与1930年纪念册上相同。几处歌谱均未标明,原曲实为1815年尼德兰联合王国成立时制定的国歌“Wien Neêrlands Bloed”(一译《谁脉中流着荷兰血》),由德裔音乐家维尔姆斯(JohannWilhelm Wilms)作曲。1926年,中华书局刊印了正在德国留学的王光祈撰写的《各国国歌评述》,书中录有这首国歌的曲谱和第一段歌词的译文,首句译作“凡脉中若含荷兰血”。这首尼德兰王国的国歌曾于1898年修改歌词,1932年停用,改用16世纪创作的《威廉颂》至今。从1930年和1931年复旦校方印制的歌谱来看,复旦廿周年纪念时演唱的校歌用的是节拍恰能与歌词相合的现成曲调。若确如陈于德所说,丰子恺在廿周年校庆前夕“花了两天时间,赶作此曲”,他所做的工作也只是挑选了一首适于改编的歌曲,并非原创。不过,当时的复旦师生或许还不清楚这一点。

复旦大学老校歌,创作于1925年二十周年校庆之时。经过80年的岁月沧桑,无论按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今的眼光来审视,都不失为一首好歌。老校歌的词作者,是当时中文系教授刘大白(1880-1932),他专长诗词歌赋、中国文学史,所作的老校歌歌词琅琅上口、铿锵有力。离开复旦后,他还当过教育部次长,老复旦人对他耳熟能详。至于老校歌的曲作者,由于当时是请校外人来谱曲的,不为复旦人所熟悉,以致后来张冠李戴,生出误会,所以校报编辑才向笔者约写这篇短文,加以澄清。早在近半个世纪前,笔者的同学沈君(为丰子恺之姨侄)偶然谈及:他的姨父丰子恺先生曾为复旦校歌谱过曲。那时,各种批判不断,这种话题不便细谈(虽然笔者与他住在同一寝室),但他的这几句话笔者却一直记在心里。毕业时,他分配到贵州,几十年间未通音信。1983年,学校为筹备复旦大学八十周年大庆,编写校志,抽调历史系1981级全体同学协助校史编写组进行调查访问,收集校史资料。出发之前,应1981级同学之请,笔者为他们写了一万字的《校史调查、访问、收集资料二百问》,其中第61问就是:“复旦校歌创作于何时?作词作曲者为何人?”派往浙江的李国平、李颂申、刘平、王维江等同学,极其认真负责。在绍兴10天,他们7次访问了朱仲华(承洵)老先生(他1913年进入复旦中学部,在校8年,直到大学毕业,后又长期担任复旦校董)。朱老先生为了母校能准确地写好校史,每次访谈必事先做好准备。当时他已年近九十,但思路仍十分清晰,记忆力也很惊人。不过他还是设法找到一、两位与访谈专题有关的、已近耄耋之年的校友与他一起回忆,以免有误。关于老校歌的曲作者,是请1925年二十周年校庆时入校的陈于德校友一起回忆的。下面是1983年7月25日上午在绍兴朱宅做第7次访谈时的记录:朱仲华:“校歌倒有前后两种,前一种记不清楚了(按:即北洋政府将《卿云歌》定为中华民国国歌,复旦曾以此歌为校歌),第二种校歌是在廿周年时创作的。”此时老校友陈于德插话:“1925年时,由刘大白作词,丰子恺(时为江湾力达学院教员)作曲。丰先生花了两天时间,赶作此曲。校庆时,我们唱了这首歌。”朱仲华亦是同一看法。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博学多才,擅长漫画、美术理论和音乐理论。曾任复旦兼职教授,讲授“音乐原理”。1925年,与匡互生、朱光潜创办力达学院(大学),任校务委员。其子丰华瞻为我校外文系教授。

然而,复旦校歌谱曲的过程,一直湮没无闻——这一现象不仅限于丰子恺一人。在上世纪20年代,专业的作曲家凤毛麟角:赵元任是著名语言学家,除了为《教我如何不想她》谱曲外,他还是钢琴曲《和平进行曲》的作者;李四光是著名地质学家,却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小提琴曲《行路难》……他们的作曲经历,被他们各自在专业领域的耀眼光芒所遮蔽,作为漫画家、散文家和音乐教育家的丰子恺也同样如此。

校刊讯 经全校师生酝酿表决,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统一使用由刘大白作词、丰子恺作曲,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的我校老校歌;而另两首校歌,在尊重历史的原则下,将载入我校史册,永久保存。十多年来,我校师生一直使用的是1988年集体创作的一首新校歌。在迎百年校庆之际,学校根据广大师生呼吁恢复老校歌的愿望和校教代会主席团扩大会议的表决结果,对统一使用复旦大学校歌作出决定,并进行公示。截止到11月30日,公示期满无异议。我校师生普遍认为,老校歌较好地体现出我校为国为民的优良传统和钻研学问的良好学风,概括了复旦精神。

十年后回忆还会像昨天

1934年秋季学期开学时,在复旦大学的新生指导会上,“由高中、实中、附中升上之‘新人’,坐于头排,领导唱校歌,歌调庄严雄壮,为从来开会情形中之创见”(《新生指导会杂记》,载1934年10月1日《复旦大学校刊》)。

9月28日,复旦大学举行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暨77、78级毕业生返校日活动。纪念大会结束前,主持人宣布,全体起立,高唱由刘大白词、丰子恺曲的复旦校歌……顿时,会场里暗涌着一阵惊喜和骚动。对于77、78级复旦学生来说,这首2005年百年校庆时才恢复使用的老校歌,既陌生又亲切:“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会后,有人问我:这首校歌创作于何时?以漫画家著名的丰子恺先生,真的是复旦校歌作曲者吗?

知道什么是海市蜃楼

Hip,hip,Hurrah(three times).

不知什么原因,复旦校歌在历年复旦校刊上刊出时,几乎不署作者名字。久而久之,作曲者是谁,倒成了疑问。徐蔚南在介绍刘大白创作校歌的同时,又写道:“……曲谱亦已去请萧友梅先生填制,不久就可到了。”这个说法,虽无下文,却导致后人一度以为,萧友梅是复旦校歌作曲者。

无论是刚刚踏入校园的大一新生,还是即将毕业的大四老生,校歌都将是你记忆中关于大学最独特的一个符号,现在抑或将来,在听到的那个刹那都有一种自豪感。

青年复旦复旦旦复旦,

“1925年”还是“1926年”?

有梦想才是 有意义的追求

校歌重新谱曲的具体时间和原因,复旦校刊、同学会会刊以及校中其他出版物都没有说明,曲作者已无从查考。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是,1934年春季学期,复旦高中部增设了“乐歌”,请来一位年轻教师担任指导,即日后卓有成就的作曲家陈歌辛(见《蓬勃之高中部》,载1934年3月12日《复旦大学校刊》167期)。当年秋,复旦高中将音乐课设为必修,仍聘陈歌辛教授。校歌改谱,大约也正在他到复旦前后。

当年,实中与大学部同在复旦校园内,实中校舍位于简公堂北侧,为三层楼建筑,底楼为办公室,二楼为学生宿舍,三楼为教师宿舍。据一位台湾复旦老校友回忆,“徐蔚南、王世颖、杨哲明诸师均住三楼”。而徐蔚南自己则说,“刘先生和我在复旦同事的时候,我的房间正在他的房间的后面。我自己的房间,除了写作外,不大住的,老是在刘先生的房间里厮混。”由此看来,刘大白住过实中校舍三楼。丰子恺到实中兼课后不久,刘大白即写成了校歌歌词。作为复旦同事,丰子恺为其谱曲,时空契合。

掉进回忆的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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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萧友梅不同,丰子恺与复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与刘大白早有交集:刘大白于1918年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丰子恺也曾入读该校,据同为学生的曹聚仁回忆,丰子恺与刘大白等人同属“呼吸相通的文化集团”。1924年2月,刘大白由杭来沪,任复旦中文系教授,住江湾复旦校舍;1925年初,丰子恺与匡互生、夏丏尊、刘薰宇等离开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到上海创办立达中学。同年夏天,立达在江湾筹建新校舍,丰子恺迁居江湾镇,先后在同安里、安乐里和永义里居住,时间长达七年。9月,刘大白兼任复旦心理学院附属实验中学主任;1926年1月,丰子恺到实中兼课。

最后的最后 渴望变成天使

按我校校歌历史颇久。初于民国十四年由校务会议议决推举叶楚伧、刘大白、陆秋心、金通尹、刘芦隐五人组织校歌委员会,共同商定原则。旋复公推刘大白先生撰词。厥后,因革命军兴,学校因时局关系,稍形停顿,校歌乃渐不为人注重。最近学校当局鉴于校歌为一校精神所寄托,用特重新提倡,务使全校师生,佥能歌唱,借使心弦共鸣,精神团结益坚,其用心亦良苦矣。(《雄壮悠扬之我校校歌》)

“拿到新江湾去吃酒吧!”

那些年表白未遂深藏的暗恋

1926年7月的《复旦丙寅年鉴》校歌一栏刊登了刘大白的《复旦大学校歌》,未署作者,并有一首也没有署名的《复旦二十周年纪念歌》,或许亦出自刘大白之手。这首歌词与《复旦大学校歌》同为三段,长短韵脚也相仿,当可用同一曲调演唱,但年刊未载曲谱。据《申报》报道,1926年6月5日在江湾复旦大学部的廿周纪念会上有“全体学生唱国歌校歌”,6月26日徐家汇的复旦中学部举办游艺大会,日程包括“国歌、校歌、纪念歌”一项。所唱的纪念歌,应即《复旦二十周年纪念歌》。兹录第一段:

梳理复旦校歌的产生,还不应忽视一个特殊地域——江湾。江湾地处上海北部,当年因地价低廉,私立学校云集,文化名人蜂拥而至,形成阵容强大的“江湾朋友圈”。在立达,既有匡互生、丰子恺、夏丏尊、刘薰宇、方光焘等创办人,也有茅盾、胡愈之、刘大白、叶圣陶、郑振铎、朱自清、陈望道、俞平伯、周予同等“立达学会”成员;因立达与复旦同属江湾,互相毗邻,刘大白、周予同和陈望道等,也同时在两校兼课。

每一回康中排队抢的鸡腿饭

关于老校歌的曲作者,是请1925年20周年校庆时入校的陈于德校友一起回忆的。下面是1983年7月25日上午在绍兴朱宅做第7次访谈时的记录:

按照传统说法,复旦校歌“创作于1925年20周年校庆时”。这一说法,可能源于两位复旦老校友:一位是1913年入读复旦大学中学部直到大学毕业的朱仲华先生; 另一位是1925年进校的陈于德先生。1983年7月,两位老人接受了复旦历史系学生的访问,朱仲华回忆,“……校歌是在廿周年时创作的。”“此时老校友陈于德插话:‘1925年时,由刘大白作词,丰子恺作曲……’”

无论当时曾如何嫌弃它,也许都会无意识的跟着哼唱,不经意又红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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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在查阅当年《黎明》周刊后发现,复旦校歌并非创作于1925年,而是1926年。《黎明》由刘大白、徐蔚南和陈望道等编辑,“编辑处”设在“上海江湾复旦大学内”。1926年4月18日,第23期《黎明》全文刊登了复旦校歌歌词,署名“刘大白”,刘大白是五四以后第一位有影响力的白话诗人,其时在复旦任教。在同一期《黎明》上,刘大白的同事徐蔚南对校歌作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复旦创立至今,竟没有人编成功一首好的校歌,凡与复旦发生关系的人,无不渴望着有人出来创作,尤其是新旧同学更热烈地切盼得到一首歌曲颂赞这所敬爱的复旦。现在好了,刘大白先生新近已创作成功了下面这首校歌……”

《大学问》是汕头大学的毕业歌,是“非正式版”的校歌。这首歌的曲子是Beyond的《光辉岁月》,由李嘉诚买下版权后,请香港词人林夕重新填词而成。

我校现为力求精神团结起见,爰特提倡固有校歌。前曾在第十次总理纪念周间,分发油印歌谱千余份,散与同学习唱。其后又于十日上午停课一小时,全体同学齐集于体育馆内练习。……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校歌歌词末尾,明确注明了创作日期:“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由此可见,完整的、经过谱曲的复旦校歌产生,不会早于1926年2月。

十年后能不能还看得见

1934年12月《复旦大学民国念三年冬季毕业纪念刊》的校歌

江湾的人文环境,是复旦校歌孕育的土壤。在丰子恺笔下,“江湾”是重要的地理名词。1925年12月,丰子恺出版了他最早的漫画集《子恺漫画》,他亲笔署下“一九二五年黄花时节,子恺在江湾”。同时,在他出版的第一部音乐理论著作《音乐的常识》文末,他署“一九二五年岁晚著者在江湾立达学园”。他后来在江湾创作的重要作品,几乎都署“子恺记于江湾缘缘堂”。丰子恺为复旦校歌谱曲,应该也“记于江湾”。据说曲谱完成后,江湾一带,无论童叟,皆会哼唱几句“复旦复旦旦复旦”……

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

And our courage’s all prevailing,

复旦校歌歌谱及创作者刘大白、丰子恺

1988年,复旦大学组织力量创作了新校歌,写了新词,谱了新曲,以替代老校歌。然而,新校歌并不受广大师生喜爱,根本流传不开。

往事溯从前,从前:

其实,丰子恺极有音乐天赋,会演奏钢琴、小提琴。1922年,他在春晖中学任教期间,就在贝多芬钢琴曲欣赏会上,亲自演奏了《月光》;他还为母校崇德县立三小校歌和春晖校歌《游子吟》谱过曲。遗憾的是,他的音乐作品大都没有流传下来。诞生于江湾的复旦校歌,也许是丰子恺唯一传世的音乐佳作。

复旦复旦旦复旦,师生一德精神贯,

朱仲华:校歌倒有前后两种,前一种记不清楚了(按:即北洋政府将《卿云歌》定为中华民国国歌,复旦曾以此歌为校歌),第二种校歌是在廿周年时创作的。此时老校友陈于德插话:“1925年时,由刘大白作词,丰子恺(时为江湾立达学园教员)作曲。丰先生花了两天时间,赶作此曲。校庆时,我们唱了这首歌。”朱仲华亦是同一看法。

复旦校歌作曲者究竟是谁?作为当年学生,陈于德明确指出是丰子恺:“丰先生花了两天时间,赶作此曲。校庆时,我们唱了这首歌。”当年复旦校庆日为每年9月14日,据此,我们可以推定,复旦校歌谱曲完成,当在1926年2月至9月校庆前。这个时段的推定,对于确认作曲者具有重要价值——其时,丰子恺正好寓居江湾。

2017年北大的毕业典礼上,几位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生用阿卡贝拉(无伴奏纯人声合唱)唱出了这首歌,镜头扫过在场的毕业生们,听着熟悉的日常,笑着笑着,笑出了泪来。

Cheer,cheer!Cheer,boys,cheer!

萧友梅是中国现代音乐先驱,但他于1920年春留学归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校任教; 直到1927年8月,因不满北洋政府取消音乐专业,他才被迫离京南下。抵沪前,萧友梅从未与复旦有过交集。他最早与复旦沾边,始于1928年——这年10月,萧友梅访问了复旦大学。从萧友梅个人经历来看,在当年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的情况下,长期身处异地、又与复旦素无往来,他为复旦校歌谱曲的可能性不大。

北京东路的日子

Raise high your cheerful voices;loud and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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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 至少还有我的朋友

即便新版校歌的曲作者无法确知,也可判断不太可能是丰子恺。后人努力搜集的丰子恺作品均不能体现他具备作曲功底。如果他曾写出复旦校歌这样规范的四部和声曲谱,应不至于只留下一首简短的歌,其余都需套用现成曲调或由他人谱曲。

“江湾朋友圈”既激发创作灵感,也给丰子恺等人留下美好记忆。1925年,经朱自清介绍,丰子恺认识了郑振铎,两人成为挚友。郑振铎请他为《文学周报》创作漫画,并经常乘淞沪列车去江湾索画:“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夹着一大捆子恺的漫画,心里有着一种新鲜的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丰子恺也记得,有一次他借给郑振铎5块钱,郑振铎却到江湾来还他10块钱,双方推来挡去,被刘薰宇一把抢过:“拿到新江湾去吃酒吧!”于是,他们与匡互生、夏丏尊、方光焘等一起,到江湾小酒馆喝得烂醉……

我们懂得学问没尽头

1930年《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的校歌

“丰先生花了两天时间,赶作此曲”

知识跟世界细水长流

廿年复旦,万年复旦!

十年后是否还朝思暮想

因时局动荡,1927年起复旦年刊中断。1920年代末期复旦的其他出版物上也没有再刊出校歌。1930年5月20日,由复旦新闻学系学生主编的《复旦五日刊》发表在校生陈传钢的文章《校歌?》,文中写到参加活动时听其他学校的学生高唱校歌,而复旦学生“除了叫Three Cheers for Fuh Tan,或唱一些什么英文歌曲以外,简直无可表现我们复旦的精神”。复旦有过校歌,但“不知怎样无形的废了”。“去年上学期酝酿了好久的校歌改良运动,当时有人主张请陈望道先生作歌,丰子恺先生作谱,但是后来这种运动就昙花一现,无形消沉了,一直到现在,复旦的校歌仍然地是没有”,故而呼吁校方改良校歌,“以便在下学期念五周纪念时充分地表现下子我们复旦精神和光荣”。刘大白撰写的《复旦大学校歌》热情赞美了复旦的地位和前景,从文学角度也堪称佳构,词中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如今已成为阐释复旦精神的名句,很难想象学生竟要求换人重写。更可能的情况是,1926年校庆活动过后,这首歌没有在校中流传,以致后来的学生并不清楚。刘大白1927年离开复旦,由陈望道继任国文科主任。丰子恺曾在复旦中学兼课,讲授音乐原理。两人都是重制校歌容易想到的人选。但这只是学生提出的意向,并未实施。1930年的《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旋即于6月出版,卷首重新收录了刘大白撰词的复旦校歌,配有五线谱,为降B大调四部和声的进行曲。10月17日,复旦举行隆重的廿五周年纪念典礼,同时还编印了《复旦大学念五周年纪念册》,其中也刊有这份校歌曲谱。《复旦五日刊》1931年2月改为周刊《复旦大学校刊》继续出版。1931年11月15日,《复旦大学校刊》116期报道了校中教唱校歌的情形,也介绍了校歌的历史:

满街的本子还是学乐先

1931年11月15日《复旦大学校刊》116期报道校歌

各种季度洋流都搞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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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开始 我们都是孩子

朱仲华1913年进入复旦公学就读,1920年从复旦大学毕业,接受访谈时已86岁。就这段记录而言,他前面的叙述措辞模糊,没有指明校歌作者,后面“亦是同一看法”,思路可能受了陈于德影响或者说干扰,并非主动想出刘大白和丰子恺。何况他1920年毕业后便回到故乡绍兴任职,不在上海,1933年2月复旦校董会增选时方当选为校董,对廿周年时期的校事细节不甚了了的可能性更大。陈于德廿周年校庆时在校,且在中国文学科,是刘大白的学生,有可能知道内情,但他叙述的时间有误。复旦公学1905年创立,1915年10月举行了十周年纪念,二十周年校庆本应在1925年,受“五卅”运动影响,当年未举办庆典。复旦廿周年纪念大会实为1926年6月5日举行,与子彬院(副校长郭任远募资建立的心理学院)落成典礼合并。刘大白的词作发表于1926年4月18日的《黎明》周刊2卷23期,落款为1926年2月15日,也不可能在1925年已经谱曲。

每个人的心里一定都有一个永远留在记忆中的小吃店,一个睡在你上铺的兄弟,一个为论文通宵的夜晚,一段若有似无的暗恋,一条街灯昏黄的回家路。

至此,复旦的学生已掌握了校歌,后多次在集会活动中演唱。不过校歌新谱还没有立即在外地的复旦同学中普及。1936年5月,由复旦毕业生创办的广州复旦中学编印了《私立广州复旦中学校一九三六年秋季同学录》,校歌仍使用旧版曲谱。抗战期间,复旦西迁,从私立改为国立大学,1946年回到上海复校。从战时出版的《复旦大学二八级毕业纪念刊》(1939)到民国末年的《国立复旦大学1949级毕业同学纪念刊》,收录的都是1934年的新版曲谱。1950年后的复旦刊物上,校歌未再出现,就此埋没。1957年考入复旦中文系,1962年毕业并留校任教的陈四益便全然不知复旦曾有校歌:“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北京开校友会,会前发的材料中才见有校歌一首,颇感诧异。”(《如是我闻:为复旦百年华诞作》)五十多年后,这首在复旦校中曾两度被遗忘的校歌才又重新传唱。2014年,《复旦大学章程》正式通过,在第七章“学校标识”中辟有专条,表述为“学校的校歌创作于1925年,由刘大白作词,丰子恺作曲”。中断的传统虽已恢复,史实却仍有待澄清。

让人泪奔的熟悉旋律:汕头大学毕业歌《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