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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差不多三十多年前开始读陈寅恪先生的着作,马一浮也是影响我至深的学术大师

时间:2020-05-07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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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隆作响的震撼
《陈寅恪论稿》自序
刘梦溪
古今东西的大师巨子,很少有像陈寅恪这样,因读其书而受到透彻的精神洗礼。马一浮也是影响我至深的学术大师,相比之下,马的影响表现为潜移默化,缓慢的润入心田,陈则是隆隆作响的震撼。所以如此,是由于陈寅恪的学说有一种志不可夺的力量。
我研究陈寅恪迄今已二十有五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出了三本书:一是《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2年故宫出版社出版;二是《陈寅恪的学说》,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三是本书,《陈寅恪论稿》,仍为三联出版。书中的篇章文字系陆续写成,也大都在学术刊物和报纸的学术版刊载过。只是整理成书是最近几年的事。因为同时也在研究其他课题,所花时间比研陈多得多。单是研究马一浮就持续十有余年。由研马而进入宋学,旁涉佛学,又返归六经,时间更无法计量。何况还有多年来一直关注的国学,以及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一些课题。
这种多头并进的研究方法,好处是不致忘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而为一隅一曲所局限。不好处是,战线长,论域多,出书慢。以至于一度常不自觉地诵念一副对联:“终年著述无一字,大患分明有此身。”当然也和六十初度时生了一场大病有关。熟悉我研究状态的一位友人,一次打来电话,问又叉到哪儿去了。我说马一浮。他大笑,并问何时回来。显然指的是回到陈寅恪研究。所幸无论我走到哪里,陈寅恪的思想和精神,都不离不弃地跟随着我的行程。古今东西的大师巨子,很少有像陈寅恪这样,因读其书而受到透彻的精神洗礼。马一浮也是影响我至深的学术大师,相比之下,马的影响表现为潜移默化,缓慢的润入心田,陈则是隆隆作响的震撼。所以如此,是由于陈寅恪的学说有一种志不可夺的力量。“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试想这是怎样的情致,何等的力量。百年以来的现代学者中,没有第二人能够与陈寅恪的这种精神情致相比肩。
《陈寅恪的学说》一书,主要是梳理和还原陈氏学说体系的的内在结构,提出陈寅恪不仅是大史学家,而且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体系的构成,一是属于义理学维度的种族与文化的学说,二是属于考据学范畴的陈氏阐释学,三是属于词章学方面的佛典翻译和文体论。此三方面的内容构造和研究旨趣,我在《学说》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三个章次,作了重点分论与阐释。余者第一章 为探讨陈氏学说形成的个人经历和家世背景,第二、三章是还原其博学兼通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第四章系阐明“中西体用”的文化态度在学说建构中所起的立基作用。最后的第八章,章题为“陈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意在总括其秉持一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何令陈氏学说闪现出照彻人文学领域的永恒之光。也许这就是此书出版后,一直受到读者青睐的缘由吧。
《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则是对义宁之学的一个专项研究,尽力在汇拢爬梳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再现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其子陈三立的襄助下,引领和推动1895至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过程,以重构当时从朝廷到湘省的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和当事人的心理结构。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叙论陈宝箴膺任湘抚前在季清社会所扮演之角色,是为前论部分。第二至第六章叙论湖南维新运动的举措和展开。第七章和第八章论述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和挫折,以及因慈禧政变而遭遇失败。此七、八两章是为该书的高潮部分,时局的跌宕变换所导致的人物关系的重组和当时人的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此两章有具体而微的呈现。最后的第九章,特为考证陈宝箴死因而作,长四万余言,是《新政》篇幅最长的一章,有关陈宝箴系慈禧密旨赐死的任何蛛丝马迹的线索,都鲜有放过。后来吾友陈斐先生又补充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新材料,使得此一疑案不致再有他解。此一悲剧事件,对陈氏家族的打击极为沉重,不止陈三立首当其冲,大病几死,当时只有十岁的未来的史学家陈寅恪也受到心灵的巨创。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陈寅恪论稿》,在性质上可作为《陈寅恪的学说》的姊妹篇。如果说《学说》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内部构造的疏解,《论稿》则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外部学术触点的著论。《论稿》第一章“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如题义所示,是为研究其家学传统和学术渊源,《陈宝箴和湖南新政》的首章与此篇之第一节有所重合,其余则完全不同。此章的特点,一是引用所能见及的有趣的资料,补论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郭嵩焘的知遇与交谊;二是对义宁之学的渊源和学术宗主有独家的阐发。我发现,从陈寅恪的曾祖父陈琢如开始,到祖父陈宝箴,到父尊陈三立,都一以贯之地宗奉阳明之学。此节文字曾在1994年9月举行的“阳明心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刊于2001年第2期《读书》杂志。被当代阳明学的护法蒋庆兄推举为首创斯义。全文则刊载在2002年《中国学术》第3期。收入本书前,又经过两次改订增补,第四节“陈宝箴的阅历陶镕和志行名节”和第五节“义宁之学的诗学传统”,均为后来所增写,文字也由当初的两万字扩充至三万字。陈寅恪一再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从陈宝箴、陈三立的志行名节中找到家世信仰的熏习源头。
《论稿》第二章《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是对陈寅恪诗作的研究。义宁之学本来包含有诗学部分,第一章对陈宝箴和陈三立的诗作,已有所评骘。散原固是同光诗坛的翘楚,而其诸子亦皆有诗传,尤其寅恪先生之诗作又自不同。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著《寒柳堂集》,附有《寅恪先生诗存》,所收陈诗远不完善。199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诗集》,是为当时汇辑陈诗最称完备的文本。细详之下,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家国”、“兴亡”、“身世”、“乱离”这些语词,反复出现于《诗集》之中,似有一唱三叹之致。于是作了一次研究取样,从《诗集》里找出包含有“家国”的诗句八例,“兴亡”二十一例,“身世”九例,“乱离”八例。并发现寅恪先生1965年写的《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具有特殊的题旨义涵,特别其中的“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两句,可以看做是陈寅恪先生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曲。以此,才以《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为题,撰写了此章文字,始刊于《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出版,之后虽经《光明日报》选载一个整版,看到全文者实甚少。但在《陈寅恪诗集》出版当年的8月16日,清华大学曾开过一次《陈寅恪诗集》学术座谈会,我应邀出席,并在发言中就陈诗中的“家国”、“兴亡”等四组关键词作了取样说明,大家甚感兴趣。周一良先生与会,他对我的研究表示认可。文章写就十年之后,即2014年,又对此稿作了一次增补,收入本书的此章即为增补后的文稿。
第三章《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写于2006年7月,首刊于《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意在对义宁之学的八个骨立之点,作一次论纲性质的归结说明。其中第四节“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是为第一次提出,被心系义宁的一位友人誉为概括精准。而第八节“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则是对论陈诗章的补充论证。当我反复诵读寅恪先生诗作的时候,分明感受到作者有一种深层的哀伤充溢于字里行间,以至于不断有哭泣、吞声、泪流的诗句,反复出现于《诗集》之中。我作了一番统计,发现此类诗句竟有二十六例之多。而任何“哀伤”都与已往的记忆有关。对陈寅恪而言,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在戊戌政变中遭受的打击,包括两年后祖父被慈禧赐死,是无法忘怀的记忆。作为史学家,他自然还会想到,假如当年的维新变法能够按义宁父子的稳健思路行进,就不致有后来的越出越奇的无穷变乱了。所以他越思越痛,痛上加痛,便不由自主地写下了“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等直接发慨抒愤的诗句。陈三立《散原精舍诗》中,也有诸多“家国”并提的抒怀感发之诗句,我从中找出“百忧千哀在家国”、“旋出涕泪说家国”、“十年家国伤心史”等近二十组诗,每首都不离“家国”。本章之撰写,开辟出义宁之学研究的新思路,使笔者往寅老精神世界的深处又递进了一步。
第五章是对陈寅恪晚年的大著述《柳如是别传》的专项研究。此章文字最早的稿本写于1989年的年底,《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刊载。十年之后的2001年5月,“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和历史写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德国海德堡大学召开,我应邀出席此会并以《“借传修史”:陈寅恪与<</span>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为题,作为提交和在会上报告的论文。这是在原稿基础上,经过改订重写过的专篇论著,篇幅亦扩充至近三万言。研究义宁之学,再没有比对《别传》的评价更分歧的了。老辈如钱锺书先生、李一氓先生,都不特别看好此著。我的看法大异与此,而是认为《柳如是别传》是寅老一生最重要的著述,其学术目标则是“借传修史”,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这一看法当1989年撰写此文的初稿时,就明确提出来了。后来,随着自己研陈的逐渐深入,持论益坚。一次在答友人论《别传》的信函里写道:“我对《别传》评价极高,认为那是大史家一生最重要的著述,其史法、义蕴、体例,可视为近代以来史著的最高峰。无人能比,无人可及。斯为‘借传修史’之创体,所修者盖明清文化之痛史,亦思想之史、政治之史也。寅老一生心事学思尽在《别传》一书中。”职是之故,此章在本书中的地位,应居于特别之位置。
第六章的《陈寅恪与<</span>红楼梦>》,写于2000年,刊载在2001年《文艺研究》第一期上。此章的写作由头,是缘于陈寅恪与红学家俞平伯的关系。他们初交于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园。寅恪先生请俞平伯为之书写韦庄之《秦妇吟》,平伯先生请寅恪为其祖父俞曲园的《病中呓语》撰写跋语,所谓倾盖之交,由此开始。因之,当1954年俞平伯遭受无妄之灾时,寅恪先生禁不住发声了。这些故事由于缘合于笔者的研究范围,禁不住手痒,便撰写了此文。连带也将寅老在各种著述中随手援引《红楼》故事以为参证的例子,一并搜罗起来,加以贯串论说,使得此文读起来应饶有趣味。巧合的是,台湾大学的刘广定教授,我的多年的好友,也写了一篇同题论文。题虽同,引例也难免重合,但写法绝无重合之处。恰合于寅老在《论再生缘》中所说的,他与陈援庵先生抗战时期人各一方,所考证杨玉环“入道年月”,结论竟“不谋而合”,但“两人俱无抄袭之嫌疑也”。广定兄的文章收入其《化外谈红》一书时,附记了此一往事[1]。我此次将《陈寅恪与<</span>红楼梦>》编次收入本书,内容又作了许多增补,特别《论再生缘》中的涉《红》部分,系重新写过。因此该章之呈现,可以说是既为旧观亦非复旧观了。
第七章《陈寅恪与王国维和吴宓》,初稿成于1992年,开始陈吴单独成篇,曾连载于香港《明报月刊》。后来《吴宓日记》正、续编出版,有了更多的可资依凭的原始资料,于是经修改、增补,又于2013年重新定稿,在《中国文化》2013年秋季号刊出全文。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王、陈的关系自是不同一般,故陈的《挽词》以“风义生平师友间”状之。而吴宓则是陈的终生契友,亦为静安先生所信任。王遗嘱:“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可见王、陈、吴三人关系之全般。此章之作,盖为研陈所不能少。
第四章《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是为新写,两月前方竣稿,还没有发表过[2]。但此章的重要,在于此题未就,《陈寅恪论稿》便没有资格出书。我一再申论,陈寅恪的史学带有文化史学的特点,其选题论域之要旨,实在我国古代的思想和制度。于魏晋主要是思想研究,于隋唐主要是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的研究。拙稿《陈寅恪的学说》第五章于此义阐论较详,并就种族与文化的关系揭示义宁学说的学理发明。本章今次对斯义又有所补论。更主要的,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思想主干儒、释、道三家都有极明晰的断判,于儒家则说:“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于佛教则说:“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于道教则说:“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弹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於道教之贡献为多。”于三家综论则说:“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適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笔者固陋,不知海内外之学人还有谁何之论三教,能有如是之创发明断而又深具历史哲学之义涵。因此不得不收视凝心,固化一段时间,专门撰写此章,以补前此之所未及者。此章写就,则《陈寅恪论稿》可以付梓矣。
附录之两篇文字,一是《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新释,一是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的诠解,都单独发表过。因与书中有的章次不无重合之点,故以附录的形式单存另列。
载2019年3月1日上海《文汇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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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著《陈寅恪论稿》,三联书店·生活书店2018年11月出版
[1]刘广定著:《化外谈红》,台北大安出版社,2006年,第34页。“化外”者,盖由于广定先生是研究化学的专家,以此自谦也。
[2]《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一稿,蒙《中华读书报》编者慧识,破例以三个整版的篇幅于2016年9月14日刊出,在此特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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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是与陈寅恪先生和义宁之学结缘的朋友,也有许多是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还再次看到了陈寅恪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流求和美延,我见过。小彭是第一次见。刚才你讲曾经写信给我,非常抱歉,信我大概没有收到。你看到我在凤凰卫视讲《大师与传统》,里面很大程度讲陈寅恪先生。要是我看到你的信有多好。我还非常高兴、有点激动,昨天还看到了陈先生的隔代人,看到他的几位孙辈:流求的两位女儿,美延的一位女儿。昨天,她们站在那里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流了泪,我想这是陈先生的隔代人啊,都长得这么大了,一个一个亭亭玉立、风度不凡。流求的一个女儿,长得跟唐先生非常相像,我还能从美延的女儿身上看到陈寅恪先生的一些相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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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自从我差不多三十多年前开始读陈寅恪先生的着作,直到现在,我读陈着没有停止过。陈先生的书是我的案边书,无日不翻,无时不念。开始读的时候,没有想写文章。我在公共汽车上也读他的书。我读得非常仔细,像《柳如是别传》,也是逐字逐句细读的。当我熟悉了他的着作、他的人格精神之后,陈先生就始终伴随着我,陈先生的精神和学问影响了我整个的身心,他再也不会离开我。

义宁陈氏源出客家,雍正年间始由福建上杭迁至江西修水,属于被土著士绅排斥的族群,其家族用了百年时间从“棚民”跃升至乡绅;直到陈宝箴中举,才为家族初获功名,以后更因缘际会,成为独掌一方的大员,可说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再到第二代的陈三立,尤其是更下一代的陈寅恪,才算在文化上取得了成功。

马一浮也是影响我至深的学术大师,相比之下,他的影响表现为潜移默化,缓慢地润入心田,陈寅恪则是隆隆作响的震撼。所以如此,是由于陈寅恪的学说有一种志不可夺的力量。

大家了解,我们做人文学术研究的人,无论文学、史学还是哲学,常常有一种无力感——这些学问有用吗?人文学术有什么用呢?我们常常感到人文学术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内心常常充满了无奈。但念了陈寅恪先生的书之后,对他的学问有一定了解之后,我觉得,史学、诗学等人文学术是有力量的。

义宁陈氏是如何“耕读传家”的?又是如何从政治世界走向文化世界的?针对上述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陈寅恪家史》作者、广东行政学院教授张求会,请他谈谈这部“陈寅恪前传”。

我研究陈寅恪迄今已二十有五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出了三本书:一是《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2年故宫出版社出版;二是 《陈寅恪的学说》,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三是本书,《陈寅恪论稿》,仍为三联出版。书中的篇章文字系陆续写成,也大都在学术刊物和报纸的学术版刊载过。只是整理成书是最近几年的事。因为同时也在研究其他课题,所花时间比研陈多得多。单是研究马一浮就持续十有余年。由研马而进入宋学,旁涉佛学,又返归六经,时间更无法计量。何况还有多年来一直关注的国学,以及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一些课题。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一个他是大学问家,不是小学问家。能成其大,见得大体,所以有力量。就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一样,王国维说他们的学问是能成其大者。还有,陈先生是思想家。简单以史学家目之,未免把他的学问看小了。他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材料考据者。当然,他文、史二学方面做了大量考证,但是他在甄别考证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常常放出思想的光辉。

张求会

这种多头并进的研究方法,好处是不致忘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而为一隅一曲所局限。不好处是,战线长,论域多,出书慢。以至于一度常不自觉地诵念一副对联:“终年著述无一字,大患分明有此身。”当然也和六十初度时生了一场大病有关。熟悉我研究状态的一位友人,一次打来电话,问又叉到哪儿去了。我说马一浮。他大笑,并问何时回来。显然指的是回到陈寅恪研究。所幸无论我走到哪里,陈寅恪的思想和精神,都不离不弃地跟随着我的行程。古今东西的大师巨子,很少有像陈寅恪这样,因读其书而受到透彻的精神洗礼。马一浮也是影响我至深的学术大师,相比之下,马的影响表现为潜移默化,缓慢地润入心田,陈则是隆隆作响的震撼。所以如此,是由于陈寅恪的学说有一种志不可夺的力量。“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试想这是怎样的情致,何等的力量。百年以来的现代学者中,没有第二人能够与陈寅恪的这种精神情致相比肩。

大家了解他研究隋唐历史的两部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你注意他的材料的使用,一遍一遍的引证新、旧两唐书。如果不懂学问的人或者不耐烦的人,很容易略开他的大面积的引证。可是,只要略开他的这些引证,你就不能懂得陈先生的学问。他的每一条引证都不是无谓而引,材料举证本身就是思想的发现。然后你看他引证之后的三言两语,他可以使这些材料放出光辉。因此可以讲,他的关于唐代的两部着作既是史学的着作,也是文化史的着作,同时也是思想史的着作。《元白诗笺证稿》是对以元、白诗文为中心的考证,但是他实际上是研究唐代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晚唐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心理、个性。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首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位思想家。

澎湃新闻:是什么样的机缘开启了您的义宁陈氏研究?

《陈寅恪的学说》一书,主要是梳理和还原陈氏学说体系的内在结构,提出陈寅恪不仅是大史学家,而且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体系的构成,一是属于义理学维度的种族与文化的学说,二是属于考据学范畴的陈氏阐释学,三是属于词章学方面的佛典翻译和文体论。此三方面的内容构造和研究旨趣,我在《学说》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三个章次,作了重点分论与阐释。余者第一章为探讨陈氏学说形成的个人经历和家世背景,第二、三章是还原其博学兼通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第四章系阐明“中西体用”的文化态度在学说建构中所起的立基作用。最后的第八章,章题为“陈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意在总括其秉持一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何令陈氏学说闪现出照彻人文学领域的永恒之光。也许这就是此书出版后,一直受到读者青睐的缘由吧。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他的学问里面有一种顶天立地、独立不倚的精神。他的学行经历,体现了一般知识人士所不具备的节操和气节。这就是他晚年在给蒋秉南先生赠序中所讲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以及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盖亦指此义。还有他在给杨树达先生的序言里讲的,“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为学从来不“藉时会毫末之助”,“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这是陈学最富光彩的精神层面。

张求会:我的祖籍是安徽省含山县,1973年随母亲迁入江西省九江地区的永修县,与我父亲团聚。1958年,我父亲因为大饥荒从安徽以“盲流”的身份逃到江西。可以说,江西收留了我们一家,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永修县位于修河的下游,修河在永修的吴城汇入鄱阳湖,再流入长江。修水县在修河的上游,永修县在修河的下游,套用一句老话,我也曾经和义宁陈氏“同饮一江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缘分。

《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则是对义宁之学的一个专项研究,尽力在汇拢爬梳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再现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其子陈三立的襄助下,引领和推动1895至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的历史过程,以重构当时从朝廷到湘省的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和当事人的心理结构。全书共九章,第一章叙论陈宝箴膺任湘抚前在季清社会所扮演之角色,是为前论部分。第二至第六章叙论湖南维新运动的举措和展开。第七章和第八章论述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和挫折,以及因慈禧政变而遭遇失败。此七、八两章是为该书的高潮部分,时局的跌宕变换所导致的人物关系的重组和当时人的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此两章有具体而微的呈现。最后的第九章,特为考证陈宝箴死因而作,长四万余言,是《新政》篇幅最长的一章,有关陈宝箴系慈禧密旨赐死的任何蛛丝马迹的线索,都鲜有放过。后来吾友陈斐先生又补充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新材料,使得此一疑案不致再有他解。此一悲剧事件,对陈氏家族的打击极为沉重,不止陈三立首当其冲,大病几死,当时只有十岁的未来的史学家陈寅恪也受到心灵的巨创。

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也还由于他的着作里面蕴涵有深沉的家国之情。我 很喜欢他1965年写的《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那首诗,其中有两句写的是:“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这两句诗是陈先生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曲,也是打开他着作宝库的一把钥匙。因为他的精神力量跟他的家国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很多诗里都有类似的情结。“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他的眼泪都哭干了。所以哭干了,是由于深沉的家国之情。这是他一生精神脉络之所出处。

我的中学是在永修县内一个叫做军山的小镇完成的,连续几年,每次上学都是从杨家岭火车站沿着铁路走到军山站,脚下的这条铁路就是南浔铁路。杨家岭位于南昌和九江的中间,往北挨着军山,往南挨着涂家埠,涂家埠正是南浔铁路跨越修河的重要车站。一句话,我移居的地方、我走过无数次的铁路,都是南浔铁路总理陈三立当年足迹所及之地。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缘分。

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陈寅恪论稿》,在性质上可作为《陈寅恪的学说》的姊妹篇。如果说《学说》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内部构造的疏解,《论稿》则是对陈氏学说体系外部学术触

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优美的家风门风使然。“优美之门风”这句话,是陈先生在讲到汉以后的学术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学说。刚才提到的陈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着作,其实此两部着作非常强调地域和家世信仰的熏习作用。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有一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由官学转移到家族。但“家族复限于地域”,所以他提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以后,如果没有家学传统,就没有学术思想的建立。

更重要的机缘,是我在华南师范大学读研究生时碰到的一次机会。1993年我从江西考入广州的华南师大,跟随管林先生学习中国近代文学。1994年,管先生受到江西方面召开陈宝箴、陈三立研讨会的邀请,他当时已经是华师的校长了,事情太忙,无法参加,就让我摸一摸陈氏父子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参加学术会。我遵命作了一次基础性的摸排,这才发现相关研究很不到位,各种工具书连陈三立的生卒年都互相矛盾。后来我代表老师去开会,还应邀作了发言,那时候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还好没有瞎说。回广州后,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非常宽容、开明,同意我选择义宁陈氏研究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从此我就一头扎进去了,再也没出来,不知不觉做了二十多年。可以说,业师管林先生是我从事义宁陈氏研究的引路人。

点的著论。《论稿》第一章“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如题义所示,是为研究其家学传统和学术渊源,《陈宝箴和湖南新政》的首章与此篇之第一节有所重合,其余则完全不同。此章的特点,一是引用所能见及的有趣的资料,补论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郭嵩焘的知遇与交谊;二是对义宁之学的渊源和学术宗主有独家的阐发。我发现,从陈寅恪的曾祖父陈琢如开始,到祖父陈宝箴,到父尊陈三立,都一以贯之地宗奉阳明之学。此节文字曾在1994年9月举行的“阳明心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刊于2001年第2期《读书》杂志。被当代阳明学的护法蒋庆兄推举为首创斯义。全文则刊载在2002年《中国学术》第3期。收入本书前,又经过两次改订增补,第四节“陈宝箴的阅历陶镕和志行名节”和第五节“义宁之学的诗学传统”,均为后来所增写,文字也由当初的两万字扩充至三万字。陈寅恪一再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以从陈宝箴、陈三立的志行名节中找到家世信仰的熏习源头。

当然很遗憾,晚清到民国这百多年,1950年代以后不必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与家族的解体。家庭与家族解体,就谈不上学术的传承了。文化传承有三个渠道,一个是家族,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宗教系统。中国文化的传承,家族的传承非常之重要。所以说,现今的文化重建是比较困难的,这跟家族的解体有极大的关系。但是我们庆幸,义宁之学有陈先生这样了不起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家族的文脉完全承继了下来,并有新的发展。义宁之学不是陈寅恪先生一代之学,从陈伟琳先生读阳明书而发为感叹开始,到陈宝箴到陈三立,最后到陈三立后边的大家常讲的一些杰出的人物,包括庐山植物园的创建者陈封怀先生,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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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稿》第二章《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是对陈寅恪诗作的研究。义宁之学本来包含有诗学部分,第一章对陈宝箴和陈三立的诗作,已有所评骘。散原固是同光诗坛的翘楚,而其诸子亦皆有诗传,尤其寅恪先生之诗作又自不同。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著《寒柳堂集》,附有 《寅恪先生诗存》,所收陈诗远不完善。1993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寅恪诗集》,是为当时汇辑陈诗最称完备的文本。细详之下,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家国”、“兴亡”、“身世”、“乱离”这些语词,反复出现于《诗集》之中,似有一唱三叹之致。于是作了一次研究取样,从《诗集》里找出包含有“家国”的诗句八例,“兴亡”二十一例,“身世”九例,“乱离”八例。并发现寅恪先生1965年写的《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具有特殊的题旨义涵,特别其中的“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两句,可以看做是陈寅恪先生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曲。以此,才以《陈寅恪的“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为题,撰写了此章文字,始刊于《中国文化书院建院十周年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出版,之后虽经《光明日报》选载一个整版,看到全文者实甚少。但在《陈寅恪诗集》出版当年的8月16日,清华大学曾开过一次《陈寅恪诗集》学术座谈会,我应邀出席,并在发言中就陈诗中的“家国”、“兴亡”等四组关键词作了取样说明,大家甚感兴趣。周一良先生与会,他对我的研究表示认可。文章写就十年之后,即2014年,又对此稿作了一次增补,收入本书的此章即为增补后的文稿。

我最近刚出版一本书,叫《陈宝箴和湖南新政》。从1895年到1898年,陈宝箴在陈三立的襄助之下推动湖南的变革维新。三年之功,改革走在全国的最前列。但是到1898年戊戌之年的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变法的浪潮被打下去了,“六君子”被杀,康、梁被通缉,陈宝箴和陈三立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当时跟随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参与改革的诸多人物,梁启超、谭嗣同不必说,包括黄遵宪、熊希龄、皮锡瑞,也多受到了处分。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陈氏家族的悲剧。陈寅恪先生一生,他的内心常常充满苦痛,他的苦痛不是个人的苦痛,而是家国兴亡的苦痛。按照心理学的分析,任何苦痛都跟他的记忆有关,而陈寅恪先生内心的苦痛,据我的研究,跟他的家族在戊戌之年的悲剧有深切的关系。所以他在诗里常常把湘江、湖南跟他的苦痛连在一起。所谓“家国沅湘总泪”、“泪与湘江一样流”,就是指此。

澎湃新闻:陈寅恪的先祖陈公元为何在康熙年间从福建迁移到江西?您曾经到修水县实地考察过,当地的情况如何?

第三章《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写于2006年7月,首刊于《学术月刊》2007年第6期,意在对义宁之学的八个骨立之点,作一次论纲性质的归结说明。其中第四节“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是为第一次提出,被心系义宁的一位友人誉为概括精准。而第八节“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则是对论陈诗章的补充论证。当我反复诵读寅恪先生诗作的时候,分明感受到作者有一种深层的哀伤充溢于字里行间,以至于不断有哭泣、吞声、泪流的诗句,反复出现于《诗集》之中。我作了一番统计,发现此类诗句竟有二十六例之多。而任何“哀伤”都与已往的记忆有关。对陈寅恪而言,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在戊戌政变中遭受的打击,包括两年后祖父被慈禧赐死,是无法忘怀的记忆。作为史学家,他自然还会想到,假如当年的维新变法能够按义宁父子的稳健思路行进,就不致有后来的越出越奇的无穷变乱了。所以他越思越痛,痛上加痛,便不由自主地写下了“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等直接发慨抒愤的诗句。陈三立《散原精舍诗》中,也有诸多“家国”并提的抒怀感发之诗句,我从中找出“百忧千哀在家国”、“旋出涕泪说家国”、“十年家国伤心史”等近二十组诗,每首都不离“家国”。本章之撰写,开辟出义宁之学研究的新思路,使笔者往寅老精神世界的深处又递进了一步。

为什么?仅仅是由于祖父和父亲受到了处分吗?不是的。他这个苦痛,是因为对家国有更大的关切。因为在陈先生看来,陈宝箴和陈三立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变革主张,属于“渐变”,是稳健的改革派。如果按他们的主张行事,最后推荐张之洞到朝廷主持变法,由于慈禧太后喜欢张之洞,就不致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完全对立冲突的地步。如果1898年的变法得以善终的话,后来的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变乱。这就是陈先生的苦痛之处。1898年底,受处分的陈氏父子由湖南回到江西,住在南昌的磨子巷,后来陈宝箴在西山建崝庐,陈氏父子在灯下想到湖南变革的遭遇,孤灯对坐长嘘,这种情境下的心理情绪绝对不是个人的处境问题,而是对整个国家前途的忧思。

张求会:我是1997年第一次去修水的,2011年第二次去,最近一次去是在2016年。后两次去,个人所见所闻虽然很有限,仍能感觉到当地在不断地发展,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体现。第二次去的时候,陈家大屋已经在几年前升格为省级文保单位,县里当时正在着手开发其中的旅游文化资源。第三次去,陈家大屋已经升级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开发的事情仍在酝酿。修水县原本计划在2019年11月举办义宁陈氏文化园的开园活动,因为忙于“脱贫摘帽”,所以临时改到了2020年。也就是说,修水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长期属于贫困县,这种因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可耕地较少等多种因素导致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可以往上远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第五章是对陈寅恪晚年的大著述《柳如是别传》的专项研究。此章文字最早的稿本写于1989年的年底,《中国文化》1990年第3期刊载。十年之后的2001年5月,“中国近代史学思想和历史写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召开,我应邀出席此会并以《“借传修史”: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为题,作为提交和在会上报告的论文。这是在原稿基础上,经过改订重写过的专篇论著,篇幅亦扩充至近三万言。研究义宁之学,再没有比对《别传》的评价更分歧的了。老辈如钱锺书先生、李一氓先生,都不特别看好此著。我的看法大异与此,而是认为《柳如是别传》是寅老一生最重要的著述,其学术目标则是“借传修史”,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这一看法当1989年撰写此文的初稿时,就明确提出来了。后来,随着自己研陈的逐渐深入,持论益坚。一次在答友人论《别传》的信函里写道:“我对《别传》评价极高,认为那是大史家一生最重要的著述,其史法、义蕴、体例,可视为近代以来史著的最高峰。无人能比,无人可及。斯为‘借传修史’之创体,所修者盖明清文化之痛史,亦思想之史、政治之史也。寅老一生心事学思尽在《别传》一书中。”职是之故,此章在本书中的地位,应居于特别之位置。

陈先生学说的力量,还有一点,陈先生对古人——我们可以引申为除己身之外的他人的学说——持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一思想是在他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当时讲的,反映了陈先生内心世界的恕道。“恕”是孔子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生轻薄古人,陈先生不持这种态度。这个非常之难啊!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陈先生总是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所以你看三卷本的《柳如是别传》,很多人很奇怪,包括一些老辈,很纳闷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我认为这是陈先生一生当中最大的着述,绝对不是简单的为一位女子立传,而是“借传修史”,撰写一部明清文化痛史。

义宁陈氏的先辈之所以在清朝雍正年间从福建上杭迁居到江西修水,以往的说法是上杭人多地少、生存压力大,但是根据学者刘经富教授的研究,当时修水的地理、经济、文化状况未必就比上杭好。我们都知道,移民往往是“多因一果”的复杂现象,目前只能说陈氏这次迁移的具体原因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究。

第六章的《陈寅恪与〈红楼梦〉》,写于2000年,刊载在2001年《文艺研究》第一期上。此章的写作由头,是缘于陈寅恪与红学家俞平伯的关系。他们初交于上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园。寅恪先生请俞平伯为之书写韦庄之《秦妇吟》,平伯先生请寅恪为其祖父俞曲园的《病中呓语》撰写跋语,所谓倾盖之交,由此开始。因之,当1954年俞平伯遭受无妄之灾时,寅恪先生禁不住发声了。这些故事由于缘合于笔者的研究范围,禁不住手痒,便撰写了此文。连带也将寅老在各种著述中随手援引《红楼》故事以为参证的例子,一并搜罗起来,加以贯串论说,使得此文读起来应饶有趣味。巧合的是,台湾大学的刘广定教授,我的多年的好友,也写了一篇同题论文。题虽同,引例也难免重合,但写法绝无重合之处。恰合于寅老在《论再生缘》中所说的,他与陈援庵先生抗战时期人各一方,所考证杨玉环“入道年月”,结论竟“不谋而合”,但“两人俱无抄袭之嫌疑也”。广定兄的文章收入其《化外谈红》一书时,附记了此一往事(刘广定著:《化外谈红》,台北大安出版社,2006年,第34页)。“化外”者,盖由于广定先生是研究化学的专家,以此自谦也。我此次将《陈寅恪与〈红楼梦〉》编次收入本书,内容又作了许多增补,特别《论再生缘》中的涉《红》部分,系重新写过。因此该章之呈现,可以说是既为旧观亦非复旧观了。

很多朋友遗憾陈先生没有写出一部通史来,其实那不重要。他的《柳如是别传》的学术价值,远远超过一部所谓通史的价值。这部书对明清时期众多历史人物那种恰当的评价,那种深切的“了解之同情”,令我们读后非常感动。女主人公后来嫁给晚明的文坛领袖,有“当代李杜”之称的钱谦益。他是江苏常熟人。1644年清兵入关以后,明朝垮台,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是为南明。钱谦益在南明小朝廷入阁,当了礼部尚书。柳如是跟钱谦益一道从常熟来到南京。但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下,扬州守不住了,史可法自尽,南明朝廷垮台。而率先投降的是两位文化名人,诗文名气特别大的是钱谦益,另一位是大书法家王铎。但是,柳如是并没有投降,后来钱谦益“循例北迁”,柳如没有跟去,独自留在南京,后来又回到常熟。陈先生讲她是一个奇女子,是一个民族英雄,这样讲看来不为过。钱谦益在北京也没有恋栈,很快就告老而归,回到常熟。后来,他跟柳如是直到死都是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虽然他投降了清朝,但是他后期的作为有所弥补。所以陈先生对钱谦益这种两重性的人格、前后的表现作了很多具体分析,指出降清固然是其一生污点,但后来的悔过,其情可悯,应给予“了解之同情”。陈先生对于古人、对于古人的学说,持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陈先生的这一学说,看来今天没有传承下来。

澎湃新闻:迁至江西后,陈公元、陈克绳、陈伟琳三代人都选择“耕读传家”,这种三代人的“耕读传家”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百年间他们做了何种努力,使义宁陈氏从“棚民”跻身地方名流?

第七章《陈寅恪与王国维和吴宓》,初稿成于1992年,开始陈吴单独成篇,曾连载于香港《明报月刊》。后来《吴宓日记》正、续编出版,有了更多的可资依凭的原始资料,于是经修改、增补,又于2013年重新定稿,在《中国文化》2013年秋季号刊出全文。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王、陈的关系自是不同一般,故陈的《挽词》以“风义生平师友间”状之。而吴宓则是陈的终生契友,亦为静安先生所信任。王遗嘱:“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可见王、陈、吴三人关系之全般。此章之作,盖为研陈所不能少。

我很高兴,近年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在研究义宁之学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像我熟悉的年轻的朋友张求会先生、胡迎建先生、刘经富先生、刘克敌先生,他们近年的研究很有成绩。还有一位广东的胡文辉先生,他注释陈寅恪的诗作,对陈诗的出典,一一稽查清楚。还有山东大学的李开军先生,对陈三立诗文的整理很见功底,他正在写陈三立的年谱,有七八十万字。如果需要我对这些年轻的朋友说一句什么话,那就是——对陈先生学问的梳理,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固然是研究陈学必不可少的功夫,但如何体认陈学的精神脉理,如何将陈学的精神变成自己身心的一部分,这比研究陈寅恪的学问本身还要重要。

张求会:义宁陈氏的“耕读传家”不是说他们没有选择科举,说白了,是考不中,不只是一个人考不中,而是几个人或者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碰到这个困境,不少人还是多次考不中、一辈子考不中。难得的是,陈家数代人没有放弃科考,只要生活尚可维持,条件稍稍具备,务农之余必须读书。“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手段,“读”才是抬高身份、改变命运的惟一通道。